做一回搬运工吧！

来听听二外与总理的故事吧

20世纪60年代，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在不断扩大的对外交流中，对外语人才的大量需求赋予了外语教学更重要的意义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“外语教育七年计划”应运而生。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之下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为了“七年计划”中成立的第一所院校，担负起为国家培养独具特色的外语人才的重任。

建国初期，周恩来总理把外交比作一只想要振翅飞翔的雄鹰，把对外文化和对外贸易比作雄鹰的两个翅膀。由于我们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，对外文化这翼翅膀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当时主要负责外交和文化联络的机构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，这个机构对我们二外的建校意义重大。

顶一个，加油

1964年我国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后，周总理认为十分有必要把外语教育做好，就给中央写了封信，阐述了“外语教育七年计划”。“七年计划”中第一所想要创建的学校就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，而且周总理要求这个学校当年就要成立。于是筹建这所学校的重任就交到了陈忠经同志手中，陈忠经时任对外文委的副主任兼秘书长，建国之前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。1964年3月7日，陈忠经同志将报告提交给国务院，11日下午国务院就召开会议批准了二外的成立，并且要求尽快定下校名及院系。

周总理对二外是非常关心的，我们学校的校名是总理亲自起的，总理还对我们的办学思路提出详细的要求：要有很好的校风，有很好的积极性，我们学的外语要非常务实。二外从筹备到开学仅用了半年时间，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。这些都离不开党和国家，尤其是周总理的关怀。

这就是二外的开始。

“我们这个学校很特别”

陈毅老总说搞这个学校要一气呵成，九月份就要开学，所以筹备时间很紧。

当时我们去一些学校要老师，主要是去北大和北外。当时北外的副院长李丽华很坦率地跟我们讲：“老师不能给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师资就很紧张，但是我能保证把下一批毕业生里最好的全部给你们二外。”后来北外就把诸如戚文琴、朱正这批毕业生全给了我们，把所有语种最好的学生都给了我们。除此之外，当时的新华社外文干学校的师资是非常强的，他们之中有很多翻译界的佼佼者，比如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的译者董乐山、《巴黎圣母院》的译者管震湖，这些人来到了我们二外。所以刚开始，我们二外的师资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：有外语学校的优秀毕业生，有各个地方来的老师，还有一部分是解放军。当时有句话叫做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看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”，所以我们那阵来了大批的解放军干部，当时所有的系主任全是解放军。

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来的，学校办起来了，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有待解决，比如校址。三月份开始筹办，九月份开学，哪里有校址啊！这时候又是周总理帮我们解决了问题，他把这个事情交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同志，周荣鑫同志就把煤炭部的一个学校的所在地给了我们，很大的一块地方，包括现在广院（中国传媒大学）的校址都是它的。这些都是为了让二外能够在九月份开学。

当时总理给我们取校名说就叫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”，教育部的刘副部长说叫“第二”好像不怎么好。总理说第二有什么不好，巴黎有巴黎第二大学，巴黎第三大学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还

学校在成立之初，举行了两个开学典礼。第一个是在10月22号，陈毅副总理那天亲自参加，讲了三个多小时，谈了许多实质性问题。陈老总先讲的是国际问题，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刚下台，中国刚引爆了原子弹；然后他讲了外语教学问题，讲得非常好。他第一个先讲为什么要办外语学校，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他说的非常有意思的。陈老总说：“要把这个学校办成为一个党校式的学校。对学生，□□上要用高标准要求”。第二个说，光有□□还不行，业务一定要上去。他用飞行员打了个比方，说如果□□不好，你把飞机开到□□去了，如果业务不好，你飞机开上去掉下来了，都不行。所以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

陈老总的报告里对于外语学习，讲了非常多的理论。他特别讲要学外语，一定要奋发图强。他说，学外语你可以糊弄，但要真正要学好，要花深工夫。陈老总特别讲到1945年党的七大的时候，毛主席强调外语翻译是理论工作。要学外语，一定要课内与课外结合，书本和社会结合，要有实践。陈老总主张学外语的学生平时适当的时候都要说外语。他还讲了一系列关于学外语的问题，说得非常具体，比如要学外语，不但要学□□，还要学文学，至少要掌握3000个单词等。这个报告后来被教育部作为文件下发。

陈毅的讲话对我们的教学是很有影响的，这是我们二外后来教育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。我们将他的讲话概括成三句话：听说领先、读写跟上、五会并举。就是说，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都要管。我们搞“听说领先”是全国有名的，所以我们学校的外语口语搞得相当不错。我们有非常好的老师，非常刻苦的学生，非常先进的教学理念，二外是个相当不错的学校。

“我们是总理的学校”

周总理是我国伟大的□□□之一，就像《人民日报》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时说的一句话，他是真正的人民的公仆。二外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，总理对我们学校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学校的筹建工作，他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、保护我们学校的。

“蹲点”这个词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是很理解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周总理“蹲点”的学校就是二外。1966年7月24日、25日、26日、27日、28日，周总理一连五天来到二外。他第一次来到学校是早晨五点钟，那次他看大字报还是用手电看。陪同他来的两个同志说，那天总理是一夜未睡，来之前还给刘少奇、邓小平同志写了信。

学生们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来，总理只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：希望大家不要对外说总理到这里来了。总理诚恳地说：“我到你们这来看‘大字报’，来跟你们学习，来了解情况，希望大家给我这个机会。”

周总理在二外的很多事情对同学们的教育太大了。那些非常小的事情却让人不能忘怀。当时有个学生叫贝璐瑛，她的父亲曾经做过周总理的秘书，所以她对总理的感情很特殊。因此当她见到总理时，她很激动，在给总理倒水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水倒在了外边，周总理的衣服也沾上了一点水。后来，就有人写大字报攻击贝璐瑛说：“贝主席（贝璐瑛当时为学校革委会副主席），你对工作组特别好，你对周总理很怠慢，倒水的时候把周总理的衣服都倒湿了。”后来总理看到这张大字报，亲自为她解围说：“她给我倒水嘛，她怎么看

在很小的事情上，周总理都考虑到大局。开大会的时候，总理不坐主席台，他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在同学们中间。那时总理已经６８岁了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坐在小马扎上给同学们开会是什么精神。那时学校分了两派，总理既不坐这派，也不坐那派，坐在中间，坐在后面。这使两派的学生都很感动。

希望大家认真看看这篇文章，好好努力，对得起总理的一片苦心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