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回搬运工吧！

来听听二外与总理的故事吧

20世纪60年代，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在不断扩大的对外交流中，对外语人才的大量需求赋予了外语教学更重要的意义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“外语教育七年计划”应运而生。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之下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为了“七年计划”中成立的第一所院校，担负起为国家培养独具特色的外语人才的重任。

建国初期，周恩来总理把外交比作一只想要振翅飞翔的雄鹰，把对外文化和对外贸易比作雄鹰的两个翅膀。由于我们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，对外文化这翼翅膀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当时主要负责外交和文化联络的机构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，这个机构对我们二外的建校意义重大。

顶一个，加油

1964年我国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后，周总理认为十分有必要把外语教育做好，就给中央写了封信，阐述了“外语教育七年计划”。“七年计划”中第一所想要创建的学校就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，而且周总理要求这个学校当年就要成立。于是筹建这所学校的重任就交到了陈忠经同志手中，陈忠经时任对外文委的副主任兼秘书长，建国之前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。1964年3月7日，陈忠经同志将报告提交给国务院，11日下午国务院就召开会议批准了二外的成立，并且要求尽快定下校名及院系。

周总理对二外是非常关心的，我们学校的校名是总理亲自起的，总理还对我们的办学思路提出详细的要求：要有很好的校风，有很好的积极性，我们学的外语要非常务实。二外从筹备到开学仅用了半年时间，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。这些都离不开党和国家，尤其是周总理的关怀。

这就是二外的开始。

“我们这个学校很特别”

陈毅老总说搞这个学校要一气呵成，九月份就要开学，所以筹备时间很紧。

当时我们去一些学校要老师，主要是去北大和北外。当时北外的副院长李丽华很坦率地跟我们讲：“老师不能给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师资就很紧张，但是我能保证把下一批毕业生里最好的全部给你们二外。”后来北外就把诸如戚文琴、朱正这批毕业生全给了我们，把所有语种最好的学生都给了我们。除此之外，当时的新华社外文干学校的师资是非常强的，他们之中有很多翻译界的佼佼者，比如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的译者董乐山、《巴黎圣母院》的译者管震湖，这些人来到了我们二外。所以刚开始，我们二外的师资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：有外语学校的优秀毕业生，有各个地方来的老师，还有一部分是解放军。当时有句话叫做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看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”，所以我们那阵来了大批的解放军干部，当时所有的系主任全是解放军。

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来的，学校办起来了，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有待解决，比如校址。三月份开始筹办，九月份开学，哪里有校址啊！这时候又是周总理帮我们解决了问题，他把这个事情交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同志，周荣鑫同志就把煤炭部的一个学校的所在地给了我们，很大的一块地方，包括现在广院（中国传媒大学）的校址都是它的。这些都是为了让二外能够在九月份开学。

当时总理给我们取校名说就叫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”，教育部的刘副部长说叫“第二”好像不怎么好。总理说第二有什么不好，巴黎有巴黎第二大学，巴黎第三大学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还

学校在成立之初，举行了两个开学典礼。第一个是在10月22号，陈毅副总理那天亲自参加，讲了三个多小时，谈了许多实质性问题。陈老总先讲的是国际问题，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刚下台，中国刚引爆了原子弹；然后他讲了外语教学问题，讲得非常好。他第一个先讲为什么要办外语学校，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他说的非常有意思的。陈老总说：“要把这个学校办成为一个党校式的学校。对学生，□□上要用高标准要求”。第二个说，光有□□还不行，业务一定要上去。他用飞行员打了个比方，说如果□□不好，你把飞机开到□□去了，如果业务不好，你飞机开上去掉下来了，都不行。所以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

在很小的事情上，周总理都考虑到大局。开大会的时候，总理不坐主席台，他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在同学们中间。那时总理已经６８岁了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坐在小马扎上给同学们开会是什么精神。那时学校分了两派，总理既不坐这派，也不坐那派，坐在中间，坐在后面。这使两派的学生都很感动。

总理对二外的关心不限于这些。譬如总理说给二外一个出席中共九大代表的名额。我们学校1964年才建校，到那时才两个年级的在校生，总理就要给二外一个出席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名额。另外，那个时候对外文委撤销了之后，总理说：“对外文委可以撤销，二外不能撤销。”总理也一直关心着二外要怎么继续办下去。

不光如此，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，许多外语院校都被“四人帮”砍掉了，但周总理明确表态：“别的学校我不管，二外这所学校我要！你们没有人要我要！”所以那个时候，中国人民大学被砍掉了，北京语言学院被砍掉了，但是二外留下来了。中国人民大学的外语系跟北京语言学院合并归到了二外。文革期间，对外派出的留学生名额也是很有限的，但几乎每一次派留学生，总理都说给二外一个名额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们学校大概派出了四十七八名留学生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

二外是总理的学校，二外对总理的感情是不一般的。文革期间的童怀周绝对不是一个偶然。二外有一批人对周总理有非常深厚的感情，比如李越然、苏琦，他们都是我国非常了不起的翻译家，是《毛泽东选集》外文版的的译审者和定稿者。

希望大家认真看看这篇文章，好好努力，对得起总理的一片苦心！